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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:“总理遗言”疑案揭秘

2019/9/11 17:13:27

1976:“总理遗言”疑案揭秘

 

前言

 

40年前的今天——1976年1月8日,周恩来总理逝世,江河呜咽,举国悲痛。不久,一份感人肺腑的“总理遗言”在各地流传开来,人们将信将疑,争相传抄。“关于我的后事,我向中央请求: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,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。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,会应力求简单,请洪文同志主持,小平同志致悼词。骨灰不要保存,撒掉。永别了,同志们!周恩来。”

 

读过此文者,皆热泪满面,广为传播。可是不久,风云突变。凡是看过传过这份“总理遗言”的人,都成了公安部追查“政治谣言”的怀疑对象,人们惶恐不安,遂酿成一场震撼全国的惊天大案。

 

今以此文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,并缅怀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。

 

大耳朵家的狗肉聚会

 

从小生长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大耳朵吕建树上山下乡去了农村。快过年了,房东杀了一条狗,送给大耳朵一大块狗肉。大耳朵回杭州城里过年,就把这一大块狗肉带回了家。大耳朵出身工人家庭,却有一帮干部子弟的好朋友。那个年代,同学间爱起外号,倒也亲切,蛐蛐、瓜子、阿斗等等,都是大耳朵志趣相投的中学同学。
1976年2月5日,大耳朵当了一回东道主,把蛐蛐、瓜子、阿斗等好朋友叫到家里,难得有机会相聚在一起,围着火炉烹狗肉。

 

这一群热血青年中的李君旭,外号蛐蛐,头发有点微卷,一米八几的个儿,长得风流倜傥,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。另一个智囊人物瓜子,在发电厂工作,英俊有才气,点子很多,文笔也好。还有几个同学,有的在工厂,有的在兵团,也有的在农村插队。他们戏称是“狗肉朋友”,打来黄酒,把盅对饮,议论起对时局的忧虑。如果“四人帮”上台怎么办?邓小平又被打倒了,国家怎么办?他们甚至想到安吉山里打游击。

 

酒酣脸红,同学们猜想,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会不会有遗言?如果有遗言的话,按照周总理在中央所处的位置和境遇,他会说一些什么?有人分析说:中国向何处?国务院总理是最要紧的掌舵人。有人推测说:“按照总理的性格,他可能也会说一些张春桥、王洪文也不错的话,总理给人的感觉不偏不倚,比较平和,也有斗争策略。但是主要一点,周总理是要把邓小平推出来,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。”

 

聊天以后,蛐蛐非常有心,收集了周总理过去的讲话,还参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词、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,揣摩词汇语气,沉浸在遐想之中。蛐蛐发挥了特定年代的独创性思维,把同学议论的话题过滤融合裁剪,酝酿创作了“总理遗言”。

 

阁楼里传出的“总理遗言”

 

几天后,同学们来到蛐蛐家的小阁楼。蛐蛐就把写在两张纸片上的“总理遗言”,摊给大家看。很奇怪,到场的瓜子、阿斗等同学,没有一个人去问蛐蛐:“你这是从哪里来的?是真的,还是假的?”反而觉得:“哎哟,这些话怎么跟我们议论还挺像的。”同学们马上就开始抄起来,“遗言”凭借人际关系迅速传播。

 

当年流传的“总理遗言”,有两个部分。一份是写给邓颖超,比较短。“小超同志:你我都是共产党员,一起革命五十多年,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。要向蔡大姐学习,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。战友周恩来。”

 

一份是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,比较长,其中有这么一段话:“这些日子,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,百感交集,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,我十分难过。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,主席一定要保重。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,他说: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,我们能活着的人,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,去告慰他们,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。”

 

“总理遗言”中最精彩的一段话是力推邓小平:“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,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,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。要保持那么一股劲,要多请示主席,多关心同志,多承担责任。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,但只要路线正确,什么困难都会克服。”

 

在浙江衢州某军用机场,几个飞行员拿着“总理遗言”手抄件,找前来休假的女军医苏承业问询。飞行员还有“总理遗言”的另一个版本,说是周总理在病榻上,拿了一个小苹果,用手一切,示意“四人帮”要向小平开刀了。飞行员群情激奋,要苏承业去问问她的父亲苏振华,这是不是真的。因为苏振华是海军第一政委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,一定知道这份“总理遗言”是不是真的。苏承业很率真,抱着孩子,连夜坐火车从衢州去北京。苏承业赶到北京西山,见到了父亲苏振华,问“总理遗言”是不是真的?苏振华一脸严肃,没有回答。
这时,“总理遗言”已经传遍了全国大江南北,各地民众争相传抄。

 

瓜子家来了神秘的抄家人

 

瓜子的家在杭州菩提寺路,爸爸妈妈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“文革”中靠边站了。有一天,瓜子家来了一群穿警服的人,非常专业地开始抄家。最注重的是抄书橱、抽屉,检查笔记本、信封。细致到会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。瓜子妈妈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,来人把花盆里的土全部倒出来,把土都捏碎了,看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。

 

抄家之前,有人要把瓜子的爸爸带走,说是组织部找他谈话。当时天气很热,瓜子的爸爸穿了老头汗衫。那人说:“老袁,你再带一件外衣吧。”瓜子的妈妈搞过地下工作,觉得不正常,要出事了。菩提寺路拐弯处,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。瓜子的爸爸上车前,回头望了一下家人。

 

瓜子的妹妹叫袁敏,是杭州织锦厂的女工。抄家,父亲被带走,哥哥在外地情况不明,袁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接着,袁敏在炼油厂当工人的姐姐也被抓走了。专案组在抄家时,翻出了阿胖写给袁敏姐姐的一封信。有人问袁敏的妈妈:“阿胖是啥人?”袁敏的妈妈回答:“阿胖,我也弄不清楚。”其实,阿胖是袁敏姐姐恋爱中的男朋友,阿胖的父亲陈伟达是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。有人揣测,“总理遗言”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,肯定有高层背景。

 

瓜子从北京到了上海,住在上海淮海路的姨妈家,姨妈和姨夫也是老干部。军宣队找姨夫说:“我代表市委领导找你谈话,你这个侄子犯事了,我们今天要在你家里进行抓捕。组织上对你三条要求:第一,你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要抓他的信号,要绝对保密;第二,不能让上海的老同志知道这个事情;第三,你侄儿在上海的所有行动,你要写出详细汇报。”至于这个侄儿犯了什么事,不讲。
姨夫回到家,姨妈说是不是能够给他一点暗示,姨夫说:“这是不行的。”晚上八点钟,姨夫破天荒地上床蒙头大睡。

 

不一会儿,瓜子回到公寓姨妈家,没过几分钟,就有人敲门了。瓜子条件反射,很快冲到厕所里想把一封朋友来信撕了,可是又怕流水声响,让抽水马桶冲掉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赶紧把信塞到镜箱背后的雪花膏瓶子底下。
公安人员进门,看到一个背包:“这个包是你侄儿的吗?”姨妈沉默片刻,她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,就点点头。这个包马上就被打开,包里的笔记本牵连了不少人。后来,瓜子再也不记日记了。

 

瓜子的脑袋 蛐蛐的笔

 

手抄的油印的“总理遗言”铺天盖地,在各省市蔓延开了。

 

全国追查“总理遗言”,找到了突破口。发现“总理遗言”许多传抄件,源头是在杭州汽轮机厂。汽轮机厂就盯牢蛐蛐。一经审问,蛐蛐心里就有点发虚,毕竟是伪造的,而且伪造的是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的遗言,事情闹得太大了,蛐蛐就把狗肉聚会说了出来。接着,专案组顺藤摸瓜,狗肉聚会那一拨人,隔几天抓一个,瓜子、阿斗、大耳朵一连串抓进去。

 

公安部门定性了,狗肉宴是预谋会议,瓜子的脑袋,蛐蛐的笔。

 

杭州就把蛐蛐、瓜子、阿斗等人,连同他们父亲都抓了起来,押往北京,关在白云路中央政法干校。这个案件惊动了中央高层。张春桥说:“儿子背后有老子。”

 

1976年7月28日凌晨,中国唐山发生了里氏7.8级大地震,强烈的地震波震撼到了北京。牢门都洞开了,被关押的“犯人”和管他们的战士都融成一片,大家要求生。瓜子在放风的院子砖墙上看到刻字:“瓜子,对不起。”这是蛐蛐写的。冤是有点冤,瓜子没有写过一个字,却被当作蛐蛐的智囊抓了起来。

 

“总理遗言”疑案的核心人物关在北京。而第二层次人物,如大耳朵、蛐蛐前女友的爸爸、阿斗的妈妈等就关在天目山临安,称为“临安组”。1939年,周恩来在浙北临安联络和布置抗日统一战线时,曾经下榻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。恰巧三十七年后,留椿屋这个景点却分批关押着“总理遗言”疑案的一些牵连者。
瓜子的妈妈、妹妹袁敏等人,作为第三层次人物,软禁在杭州家里。

 

留着“政治尾巴”归来

 

1976年10月,绝望中的大耳朵用镜片割手腕,血流了一地。但他绝处逢生,从鬼门关转了一圈被救了回来。

 

几天以后,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,粉碎“四人帮”。“临安组”解散了,关在天目山的同学和被牵连的家长,最早放回到杭州。大耳朵说:“哎哟,幸亏我没死。”但他的手腕上留下一个疤。

 

“北京组”一共关了七个人,先放了五个人。瓜子的爸爸被释放时,为了安抚,有人还带他们去八达岭长城观光,吃北京烤鸭。

 

可是,案件的核心人物蛐蛐和瓜子,还留着政治尾巴。毕竟是遗言伪造者,有错在身,严重政治错误。瓜子不服气,不愿出来。有个公安就对瓜子说:“我送你们来北京的时候,我的儿子正好顺路去唐山看他的女朋友,结果遇到了大地震。我的儿子就从人间消失了。如果我儿子在的话,我也应该抱孙子了。”

 

瓜子听了一震,和这样鲜活的生命突然消失相比,自己所遭受的不算什么,他的心态一下子平衡了。瓜子就签字同意出来了。但他在结论上写了一行字:“我保留向华主席申诉的权利。”

 

瓜子就这样带着政治尾巴回家。他原来是电工,结果调到煤场当搬运工。大学也没上成。这就是带着“严重政治错误”尾巴的后遗症。

 

钱塘江边的弄潮儿、“总理遗言”的制造者蛐蛐也回到了杭州。杭州汽轮机厂党委书记和同事对蛐蛐挺好,一点也没有歧视他,还让他当团委书记。大家特别敬重他,觉得他勇敢,有担当,能做这样轰动的事情,说那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。

 

平凡地活着最好

 

蛐蛐是反“四人帮”的英雄,又是青年才俊,一时间他不断升迁,事业与爱情处处得意。蛐蛐先是调到《浙江日报》担任本报评论员,文章经常上头版。然后他又当文艺部副主任,调到《东方青年》当主编。

 

仕途前景看好的蛐蛐,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击倒了。他经常处于幻觉当中,有一次在报社,他近乎梦游般从天窗翻进去。第二天上班,地上留下一迭脚印。蛐蛐去报案,人家说,这脚印就是你的。蛐蛐拿了两个暖壶去打开水,突然眩晕摔倒,两个暖壶啪地全打碎。

 

原来,蛐蛐在北京被关押期间,严重失眠,开始服用安眠酮,逐渐形成了毒瘾般的药物依赖。蛐蛐频繁摔倒,结果发现脑颅内血管出血,就动了开颅手术。可是,手术不成功。在病榻上这一躺就是二十年,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他却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。

 

有一天,蛐蛐问照顾他的同学:“大耳朵,我在床上躺了多久了?”大耳朵说:“二十年。”蛐蛐又问:“我爸爸呢?”大耳朵说:“你爸爸早走了。”蛐蛐的爸爸妈妈走了,他都不知道。蛐蛐失去大部分记忆,只记得一个数字,就是汽轮机厂的电话号码。

 

当年狗肉聚会的这些同学,因为“总理遗言”案件受了不少磨难。这些同学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挺不错,但是都非常低调。他们真切地感觉到,轰轰烈烈之后,冷静下来,平凡地活着是最好的。

 

可惜,那个编造了“总理遗言”的李君旭————蛐蛐,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了,享年62岁。然而,人过留名,雁过留声,蛐蛐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留下了“善意的谎言”,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长久保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