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»

外籍教授:在上海的就医经历

2019/9/11 17:13:27

外籍教授:在上海的就医经历

 

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国后,一直到两年前全职回国工作,尽管我的专业是研究卫生政策的,但却一直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内地的医疗体系。尽管在国内我走访过一些医院,也陪亲人去看过病,但都不如最近的一次亲身经历让人感受深刻。

 

几天前,我在浦东一家宾馆参加一个专业会议。上午会议过半,突然感觉左后腰处发酸。开始我以为是坐的时间长了,便走出会场活动一下,但这种感觉不见好转。突然间一阵恶心,我忍不住吐了起来。之后,我的腰部疼痛越发加剧。

 

我马上联系与会朋友,他们从酒店里弄来了止痛片,又借了一间客房让我休息,但疼痛依旧难忍。宾馆服务人员帮我给附近一家三级医院打电话,但这家医院的急救车已经出去,宾馆建议我直接打车去医院,并派一位工作人员陪我。

 

尽管我的商业医保可以使用特需医疗,但我觉得还是去这家医院看急诊。医院离宾馆不远,出租车停在急诊室门口,我只能忍痛自己走进去。宾馆工作人员帮去我挂号,我则走入一间很小的诊室,里面有两位医生面对面坐着。

 

我告诉其中的一位中年男医生,说我非常痛,让他看看。他板着脸说,你挂号了吗?我说正在挂,他说电脑里没号无法看。我说很痛,但他对我完全不理不睬。

 

之后,又有几名病人和家属进来,医生就开始招呼他们了,当我根本不存在。我只能走到走廊里等待。我没有想到,这里的急诊就像普通门诊那样对待病人,只是病人没有那么多而已。

 

从酒店到医院的路上,天热加上疼痛,我浑身的汗水已将上衣完全湿透,在医院的空调房里冻得浑身发抖,同样没人管我。直到我的同事赶到,帮我要了一块大毛巾披在我身上。

 

谢天谢地,总算挂完了号,医生开了一针止痛药和化验单。疼痛令我坐立不安,好不容易有人找来一个简便床让我躺下,推着我去打针化验。打完止痛针依然不见效果,尽管当时医生已经怀疑我得了急性肾结石,但也只能等待化验报告。

 

在这漫长的等待期间,我躺在急诊室中。里面有几十个人在吊盐水,我痛得只好抓紧床的铁栏杆,不时敲打着,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在急诊室的整个期间,没有一位医护人员主动问候一声。

 

我这辈子并非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疼痛。当年我中学毕业下乡不久,就被烧水严重烫伤,烫伤面积占全身18%,许多地方是三度烫伤。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,后来还做了植皮手术。在当时的整个过程中,我没有叫过一声。

 

但是,这次疼痛确实无法忍受,我只能让医生再打止痛针。医生准备开一针强止痛的杜冷丁,问我要身份证号码。我说我是外籍,没有身份证,只有护照号。医生马上说,没有身份证号码可能无法开这个药。我想,难道外国人在中国只能痛死吗?还好,电脑总算接收了护照号码,这一针下去,疼痛不久就明显减轻,但我整个人也已精疲力尽。就这么在医院急诊室折腾了三个小时后,我才回到家。

 

短暂的疼痛过去了,但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却难以忘却。在我出国20多年后,第一次与祖国的医疗体系有了如此直接的接触。

 

我没有对医务人员有任何抱怨,我知道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,也不是哪一家医院的问题。

 

如今,整个社会似乎对医患矛盾已经变得麻木不仁,往往将问题怪在某些医务人员身上,怪在某些病人和家属身上,更是怪在煽风点火的媒体身上,似乎这一切问题都是某些人造成的。

 

我的这次经历也是上天给我的恩赐,让我必须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病痛和医疗经历。希望有一天,我们的老百姓都能够享有人性化的医疗服务,在病痛折磨我们的时候,能够得到人性的关怀和治疗。